□谢新源

30岁前，母亲跟随爷爷和父亲，在陕西西安、甘肃兰州等地说唱河南坠子。自小从艺，她的肩膀从未挑肥担水或者扛过什么重的物件，是瘦削和柔弱的。1961年冬，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从陕西蓝田回到河南家乡，母亲转眼从艺人、城里人，变身为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

一

1966年仲春，麦苗和菜苗开始拔节，正当施追加肥的时候，父亲却被大队指派到县供电局参加半个月的“办电”培训，为半年后县西架线通电作准备。父亲不在，但农时不可误，而往地里送肥是要靠肩膀挑的。我看到了母亲的犹豫，因为母亲还不曾扁担上过肩。我也听到正在上初中的姐姐劝母亲：“大不了这份活儿的工分咱不挣了。”

母亲习惯性地抿了抿垂落鬓角的长发，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姐姐，并没有吭声。

春日的夜被从惊蜇中醒来不久的蟋蟀的叫声衬得越发寂静，淡淡的花香于夜色中飘逸，暗香浮动。半夜时分，我被一阵窸窣声惊醒，看到母亲正在煤油灯下专注地飞针走线，一件蓝色粗布垫肩就要被她缝制出来。

出工的钟声划破春的黎明，母亲平静地把垫肩套上脖颈，束紧系带，从屋门后拿过平时唯父亲用着的那根长扁担，向街门外走去……

夜色再次来临、向深，我上床欲睡，看见姐姐端着盆热水走进里屋。姐说，母亲的双肩又红又肿，得热敷。姐又说：“妈，明个咱歇一天吧！”母亲叹了口气，说：“庄稼活儿离不开肩膀，总要经历这一关。你看，咱队里又不是我一个妇女在挑担送粪。”第二天早上再出工，母亲只在那垫肩下加垫上一条毛巾，又气定神闲地走出街门。之后三天，我都能看到姐姐端盆热水走进里屋。麦儿扬花的时候，父亲回到家里，看到扁担钩上挂着的那件蓝色垫肩，朝母亲投去钦佩的目光。母亲则莞尔一笑，算是回应了父亲对她的赞许。

二

麦稍儿黄了，有农谚说，“蚕成一时麦熟一晌”。抢收、抢打、抢种，全村人不分男女老幼皆忙活在田间地头。这一天，母亲突然说：“家里没面了。”如果平时，要么自家推磨罗面，要么借生产队的牲口拉磨。时下三夏大忙，哪儿来的人手和牲口？不得已，父亲只好再对母亲说：“拉了麦子，到南庄镇去换面。”

南庄镇开有面粉厂，西南距我们村三四公里，途中要上一个陡峭的大坡。于是，父亲又转脸对我说：“跟你妈去，上坡时搭把手。”那一年，我6岁。

母亲从扁担钩上取下蓝垫肩，套上脖,系紧。

夜间落了场雷阵雨，陡坡早己被先前走过的人踩踏得泥泞。母亲似乎并未畏惧，于坡下手扶架子车把，稍作歇息，让喘着的粗气略略平缓。片刻，弓腰蹬腿，装着大约50公斤小麦的架子车轮，缓缓向坡顶滚动。我努力推车看到用帆布做成的车绊愈绷愈紧，快要断裂了似的，深深勒进母亲肩膀，脚下是一行被她足尖抠出来的深坑……终于，架子车被母亲拉到了坡顶，豆大的汗珠浸透了她的双鬓，再断线般流下。她停车驻足，望望身后的陡坡，擦去汗水，红润的脸庞绽开一丝欣慰的笑。

母亲再转过身，轻轻托起我的小下巴，擦掉我挂在腮边上的汗。我仰着头，母亲弯腰弓步的身影，车绊勒进她依然瘦削的肩膀，泥泞坡道上那行足抠深坑，都一一烙印到我童年的记忆里。

三

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母亲肩膀的力量，是这年的冬天。

每年隆冬来临之前，左邻右舍会相互邀约，到一二十公里外的济源地界去拉过冬的煤。数十辆架子车趁着三更天夜色，向村西北而去。三天之后，他们再身披晚霞满载而归。我就是在父亲前去拉煤的这天早上突发高烧的。起初，母亲以为我上火，先是煮了能去火的桑叶水，叫我成碗喝，接着冷敷，均不见效。当她知道我得的是急性腮腺炎时，甚至还请人用毛笔蘸了墨汁，在我两侧腮帮画了圆圈，于圈里写上个“消”字。

乡间缺医少药，乡亲们寄希望于潜藏在大自然中的神秘之力。当然，这些盛传民间的治法，大多无济于事。第二天，我被烧得迷糊，母亲终于下定决心，背我去东南距村2.5公里之外的招贤镇。

天色阴沉，冷飕飕的北风令人寒战连连。母亲背着我，北风卷起的烟尘不时将我俩淹没其中，母亲丝毫没有放下我避一避的念头。我双手紧搂住母亲的双肩，脸贴其脊背，隐约听见她快速而有力的心跳，闻到从她发际间溢出的夹杂着些许汗味的发香，感觉到她的双肩随着急促的脚步上下有节奏地耸动着。母亲一鼓作气把我背到镇上，走进卫生院大门的那一刻，方才发现我不知什么时候竟在她的肩头昏昏睡去。

最近，或许是母亲的忌日临近，我梦见母亲的次数多起来。她要么肩挑担子从从容容走在旷野田埂，要么担了扎了捆的玉米秸走出地头，或是她迈开匆忙的步履往尘土笼罩的招贤镇赶去……每每，我的双眼会情不自禁在黑暗中濡湿，仿佛明白过来：什么叫永远活在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