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清喜

“谷镇”自传体系列长篇小说三部曲，即2021年4月出版的《谷镇的戏院》35万字，2023年12月出版的《谷镇的月婆婆》35.8万字，2024年3月出版的《谷镇的天空》22万字，三部作品总字数92.8万字。从封面来看：《谷镇的月婆婆》被标示为自传体系列长篇小说之一，并在扉页上印着“孙儿杨晶杨淼跪拜祖母”；《谷镇的天空》被标示为自传体系列长篇小说之三，并在扉页上印着“谨以此书献给我苦难的童年与少年”；《谷镇的戏院》虽然没有在封面上进行标示，显然是自传体系列长篇小说之二了，并在扉页上印着“谨以此书纪念已去世多年的父亲”。由此可见，祖母、父亲和“我”三代人，是依辈分为顺序的三部作品的主要人物。三部作品总体语言风格是采用方言土语的叙写方法，显得本土、自然、融入、亲切。笔者认为，以上三部长篇，具有如下特点：

一、这三部作品皆运用方言土语，然而人物描写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谷镇的月婆婆》以祖母“月婆婆”（李登花）为主线人物，《谷镇的戏院》着重刻画父亲孔祥君，《谷镇的天空》则聚焦于“我”——孔令琪。每本书各有侧重，分别围绕祖母、父亲和“我”展开，生动地描绘出这三代人的形象。这三代人都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同一时代，三部作品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展现出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复杂脉络。整体来看，它们描绘了一个特殊时期苦难家庭的坚韧与坚守。即便生活艰难，这个家庭也始终秉持着常情常理，坚韧地生活着，因为他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由于父亲孔祥君在“反右”时期被错划为“右派”，进而被打入“地富反坏右”行列，这个家庭承受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重压。那时，父亲被劳动改造，母亲秦林芳在村小学教书，而年仅七岁的孔令琪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尚处年幼，生活全靠他人照料。又逢人民公社“吃食堂”的三年自然灾害，家庭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困境下，《谷镇的月婆婆》中的祖母独自扛起了照顾孩子、支撑家庭的重担。《谷镇的戏院》讲述了父亲劳改返乡后，感慨“用双手获得的果实最踏实”，并应大队文艺宣传队队长王延龄之邀，“出山”担任导演的故事。期间，父亲经历了诸多波折，在“戏高于一切”理念的支撑和有良知之人的帮助下，成功移植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并完成演出。《谷镇的天空》主要呈现“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苦难生活，包括父亲因生活所迫学会养蜂及其求学阶段的外地经历，母亲学校部分教师遭受迫害，还有黄花岭上那悲惨的一幕。总体而言，这三部作品从本质上深刻地展现了这个家庭所遭受的苦难。

二、同样运用方言土语，三部作品在故事描写上各有侧重。《谷镇的月婆婆》讲述了在父亲被错划“右派”劳改，母亲秦林芳担任小学教师的家庭状况下，祖母和母亲，尤其是祖母在大跃进吃食堂的艰难岁月里的经历。当时，许多人因饥饿得了浮肿病，祖母和母亲的主要任务便是为幼小的姊妹四人“打捞食物”，以免他们被饿死。作品真实地描写了诸多场景：祖母为不耽误手中活计，把姊妹四个装进自己的大裤裆里；奶奶和七岁的大孙子孔令琪去生产队的麦地拾麦，当生产队看护麦地的人撵到跟前时，祖母灵机一动，顺势褪下裤子装成解手，从而逃过一劫；为阻止小妹妹因饥饿哭闹，奶奶把自己“像两只狗舌头”一样垂在胸前的奶子，填进妹妹嘴里让其吮吸，年逾六旬的祖母那平日里干瘪的奶，竟奇迹般地流淌出乳白的汁液。作品还展现了祖母作为“故事篓子”这一精神特质。这些事迹和细节描写，令人动容，读起来让人忍不住热泪盈眶，甚至潸然泪下。《谷镇的戏院》则描写了父亲孔祥君在导演移植京剧样板戏《红灯记》过程中的种种波折。他艰难地组建戏班的演员组、乐器组和道具组，可刚组建完成，在角色分配时，导演孔祥君就和宣传队队长王延龄发生了冲突。在旁人“县官不如现管”的劝导下，孔祥君妥协，让“独眼龙”王延龄饰演李玉和这一主要角色。后来，由于看戏的人太多导致戏台坍塌，“活鲁班”耿木匠在村民对精神生活的迫切渴求驱使下，积极投入到戏台的重建工作中，仅用一天一夜就重现了一个崭新的戏台。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又因王队长从中作梗，戏班几乎停排，宣传队的吃饭和工资问题也接踵而至。但种种困难终将被克服，希望和美好的曙光已初露端倪。《谷镇的天空》描绘了孔令琪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苦难，以及在苦难中不断成长的历程。这种苦，是苦中有甜、甜中蕴苦，更多层面展现的是吃苦耐劳中的“吃苦”精神。

三、一样的方言土语，三部作品在情节描写上各有侧重。在《谷镇的月婆婆》第三章中，孔令琪的爷爷去世时，父亲孔祥君还在劳改。母亲秦林芳一连给父亲发了四封电报，却没有回音。爷爷的棺材由二老舅村庄的老八叔这个木匠打造，可当时木匠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老八叔因此受批挨斗，耽误了时间。爷爷的尸体在家放了七八天，都发出臭味了，可在孔令琪闻来却是“香味”。母亲在学校向郭主任请假未被批准，只能在“跟上下午上课”的原则下，多次前往洪村催促。在冰天雪地、下了十几天雪的恶劣环境里，母亲秦林芳的行为仿佛感动了神灵，过蟒河桥和乱葬坟时，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景象：三次过河，都有“乌云”相助。每次母亲从河此岸前往彼岸，就会有一片“乌云”缓缓落在她面前，让她不知不觉就顺利通过。到了乱葬坟处，狼、狐之类的生灵也为她让路送行。这正是“道高神助，德高镇兽”的佐证和诠释。这种浪漫主义手法，很好地烘托渲染了“善”。《谷镇的戏院》中，作者通过一个又一个或舒缓或激烈的故事情节，将父亲在宣传队做导演过程中的是非、善恶、正邪观念充分展现出来，矛盾冲突激烈，情节跌宕起伏，曲折感人。这三部作品，不仅仅是局限在现实的铺陈叙写，而且还有除了上边所说的不少地方采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描情状物，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又如对大粪、大米、年、新衣等物品所赋予人的性灵进行描写。这也叫拟人化手法的描写。在《捞面条将军》一章中，写到“当我们见到了满坑的大粪时，就像见了一坑黄金那么兴奋，见到了久违的亲人那么亲切。那些平时招人嫌恶的臭烘烘的大粪，此时对我们洋溢着会心的微笑。”在《父亲的专场》一章的末尾写道：“当那些大米返程归巢时，雪亮的灯光下，那些结队而行的小眼睛，如一条小小的瀑布从母亲高高扬起的手心飞流直下，纷纷落入袋中，在我们心湖上溅起层层涟漪，久久回荡不绝。”这种拟人化的写法，是作者由现场出发，从作者所处环境出发，对其事物的特别而奇异的感受形象地描写了出来。在《谷镇的天空》“结局”的一节中，作者写道：“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当我听到了灵芝姐姐去世的消息后，我再次痛不欲生。在这个镇上，我最喜欢的两个小姐姐，水仙和灵芝，一个疯了，一个亡了。我最亲爱的祖父、祖母相继离世。我异常依恋的壮叔，我无比喜爱和尊重的老师，都一个个死去了。还有倒在造反派的拳脚下，最终未能醒过来、可亲可敬的刘校长。更有我的父母，他们报国无门，欲死不能，受尽了人间屈辱。老时灯下忆童年，尽是不幸与哀伤。谷镇就是以这样一种面目留存于我的记忆里的。”这里，请原谅我照录了显得冗长“结局”的全章，也是这三本书的苦难而悲观的结局。

这三部作品在语言运用上别具特色，巧妙地将方言土语与规范用语融合，使其相辅相成。方言土语，是仅当地居民能理解的独特语言；规范用语则属于书面语言，是基于普通话范畴、受众广泛、大家都能看懂听懂的语言。这两种语言形式自然交融，不着痕迹地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除了对事物进行生动的拟人化描写，作品在风景、人物肖像、人物心理以及特殊环境等方面的描写，同样自然而娴熟，有力地辅助了情结的推进。作者在讲述祖母、父亲和“我”的苦难故事时，并非孤立为之，而是将三者的经历相互勾连，尽管各自在侧重点、时间和地点上有所不同。只是有一点，《谷镇的戏院》中收录了《父亲养蜂》这篇散文，而《谷镇的天空》中的第二章中又再度出现，给读者以重复之感。

总之，自传体长篇系列小说《谷镇的月婆婆》《谷镇的戏院》《谷镇的天空》，展现给读者的是对“苦难”的独特体验，以及对生活甜酸苦辣咸五味中“苦味”的着重描写。纵向来看，祖母、父亲和“我”的苦难一脉相承；横向而言，这三者的苦难相互叠加，彼此渗融。前文已述，这个家庭承受的不是普通家庭的苦难，而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苦难。人生苦难，人皆有之，面对苦难，众生百态。各有各的苦，苦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生活总是一面是苦，一面是甜；正面是甜，负面是苦。辩证唯物主义秉持革命乐观主义的苦乐观，倡导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以苦为甜，相信苦尽甘来、苦极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