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里汉

焦作市诗词楹联学会那年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上有94岁高龄的焦作教育界寿星泰斗刘性坚先生，下有未至而立之年的小青年，可见诗词创作的人群并未断层，不觉欣欣然。尤其是看到《焦作文学》出的诗词专号，各路才俊各展其技，佳作比比皆是，更觉欣慰。但是其中有一些诗太不讲究格律了，由此又想起了诗词的格律问题。

我从小学习古诗，当时仅仅对古诗的文字之美有所感觉，对格律还没有一点点领悟。因为无知，所以无畏，在将满13岁的那年元旦，在《物理》课本上写了一首七言四句，自以为是诗了，其实连顺口溜都算不上。后来读毛泽东诗词、读唐诗三百首、读宋词，才知道诗词原来是要讲格律的，于是边学格律边写诗，越学越不敢写了。1981年，我一小老弟考上了郑州大学，本来想送他一首词、一首七律的，结果按词谱写弄不成，只好自称“自度词”。七律没写出来，只写了一副对联（这事儿我早已忘了，最近他在一篇文章里提起了此事才想起来）。近年来，有不少诗词作者主张打破格律这个框框，一位我素所尊敬的长者、老领导曾在饭桌上和我说起这事，他是主张诗词不应受格律约束的。当然另有不少人坚持诗词要按格律来写，说不讲格律的就不要称之为律诗、词了。各执一端理，究竟该如何？

所谓格律，包括“格”和“律”两个范畴。“格”指的是文字的对仗，“律”指的是音韵的相谐。格和律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和诗的美学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格主要产生于主观因素，是诗人利用汉字的单音字特性，把字义相近或相反的字、词放在互为对应的地方，使之产生一种对称的美。曹丕的诗里已经有对仗的句子，比如《杂诗》里的“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但这仅仅是个别作者的不自觉行为，还不是诗的要求，后来到唐诗就有硬性规定了。律主要产生于客观因素，因为汉字有所谓四声，按一定规律排列会产生抑扬顿挫的乐感也就是美感，反之则会别扭，如“组长”“小组长”“党小组长”“选党小组长”“改选党小组长”，一连串的第三声，想流畅地读下来都难，更不用说朗诵、吟唱了。汉字的这个特性，客观上使诗词不得不在音韵上下功夫。自南朝沈约归纳出“四声八病”说、开创“永明体”以后，我国古代诗歌逐渐从原始自然艺术的产物——古体诗，开始走向人为艺术的近体诗，也就是格律诗，以后的宋词、元曲都有其格律方面的规定，可见格律诗的产生有其必然性。

在客观规律基础上产生的东西自有其生命力，自有其存在的意义。而且，格律的规定对于诗词创作增加了难度，因而也增强了艺术性，使读者对诗词的鉴赏增加了一个维度，或者说是提高了批评的标准。这就如同艺术体操的规定动作一样，如果没有规定动作，表演会很随意，差别会很大，评分会很混乱，给出的分数会有很大出入，对体操表演的发展也不利。诗词创作何尝不是如此？即使是近体诗产生之前的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甚至杂言，在句子的长短方面都有一定要求，没有要求，何以为诗？

“五四”运动以后，打破一切框框的白话诗大行其道，时至今日，诗歌创作形式上的自由化已经无以复加，导致连什么是诗歌都成了疑问，导致写诗的多过读诗的，不能不说是诗歌创作高度自由化造成的恶果。

其实，格律对诗词并不构成多大的约束，格律本身就有相当大的弹性，而且也不是完全不能打破的。《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林黛玉在教香菱学诗的时候说：“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这是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道出了对诗词创作的精辟见解。他说了格律可以打破，也说了打破格律的前提——要有奇句。看来，写诗词而不讲格律，是要担风险的。你摈弃了格律，写出了奇句，读者自然会叫好。如果你的句子平淡无奇而且不合格律，那就不敢恭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