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清喜

诗史”之谓，在这里，不纯粹是美好，不纯粹是光明，也不纯粹是进取。所谓正面，也只是人世之一面、人生之一面。一面是不全面的，是偏颇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却是既写了风雨如磐，又写了阳光灿烂；既写了人间正道，又写了旁门左道；既写了山重水复，又写了柳暗花明；既写了单纯，也写了复杂。就是说，诗史不等同于全部美好。这本书，描写了一个浑全的白鹿原，或者说本质上是原汁原味的白鹿原，文学意义上的白鹿原，基本上是灾难沉重、生不轻松时代的白鹿原，是共产党成立初始到最终成功时期的白鹿原。总之，个人的命运，是和时代的走向和趋势息息相关、密切相联的。又总之，新陈代谢，社会向前。对这部书，拟由流变图、风物图、诗史图三个侧面进行阐释。

流变图

世事在变，人世在变，唯变不变。《白鹿原》所描摹的时代，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的视角看，是风云际会、风起云涌的时代。

小说一开始，白鹿原的族长白家轩及长工鹿三组织了一个轰动慈水县的事件，即“交农”事件。一直到作品最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结束，伴随着国内和国际两大环境，发生着社会的剧烈变革。其间，也伴随有匪事匪患。同时，这个时代，又有年馑、祈雨、瘟疫、鬼附人身等事体，也可以说某些方面是相对愚昧落后的时代。总之，是天灾人祸频仍的时代。

白鹿原上的白鹿仓，是民国时期白鹿原这个地方的行政建制。抗日战争结束后有所变化，成了保甲制。总乡约田福贤是白鹿原的行政长官，还有鹿子霖主政白鹿原保障所等9个乡约，组成了白鹿原这个地方的行政组织架构。再一个，不能不提的是白鹿原上的白、鹿两个家族所共有的祠堂。这是当时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局势下，相对和平时期“自治”的有效载体。家族内部，除了祭拜祖先、赓续家谱，就是训示和惩戒。这个地方，是文武相融的处所。尤其是武的惩戒，在族人中起着规范言行、杀一儆百的作用。

白孝文和田小娥被吊起在祠堂内，白嘉轩用刺枣枝，当着全族人的面，刺刷自己的亲生儿子白孝文。白孝武则刺刷田小娥。这令人发指惊惧的一幕，便是为了起到惩戒的作用。白鹿原的乡约鹿子霖与侄儿媳妇田小娥染指后，田小娥在鹿子霖大（叔意）的怂恿和支使下，又与新任族长白孝文勾搭成奸，致使白孝文在这条淫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吸大烟是其孽行的延伸，以至于卖地、卖房，最后沦落到沿村乞讨的地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在这种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白孝文在鹿三的指引下，到饭场吃舍饭。由于田福贤的一个推荐纸条，黑娃来到了滋水县保安团当了一个团丁。以后的白孝文当了县保安团一营的营长，同时也赎回了当年霉运时被鹿子霖买去的房屋，并在解放初期做了滋水县的县长，黑娃即鹿兆谦做了副县长。白孝文真正成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标本和教材。

风物图

这里的风物，既有物件物品，也有人事人物。物件，即那个时代，也着重是白鹿原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劳作所使用的物品物件。这些物件，在笔者的老家即豫西南宛地，即便解放以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前期，还使用和现存着。诸如石磨，石碾；磨道，碾道，脚打箩，筛面柜；弹花，轧花，纺线，织布，针线蒲篮；石磙，耕种，骡，马，牛；牛车，马车，拖子，耙，耙地。白鹿原始禁而后随意种植的罂粟（大烟土），国民党为了节省子弹，把被迫害的共产党员填进了枯井。水浇地，靠天收的旱坡地。长工、短工、麦客、卖买地契、房契等风物元素，自然而然镶嵌在故事情节里，组成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大概样貌。但这些物件，又都是人在使用、在操纵。所以，风物离不开人物。

白鹿原是中国农村农耕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外界了解白鹿原的一个窗口。《白鹿原》着重写了白姓和鹿姓两家，也连带写了白嘉轩家里的长工鹿三。白嘉轩的4个儿女，孝文、孝武、孝义和白灵，问鹿三叫三伯。鹿三有个儿子叫黑娃，也就是鹿兆谦，还有一个叫兔娃。黑娃因为看不惯白嘉轩的“腰杆挺得太直”，拒绝父亲要他到白嘉轩家割草喂牲畜的营生，而是走出白鹿原，到渭北这个地方为财东武举人家做长工。后私通了财东家的小女人田小娥，被武举人辞退撵出，黑娃就领着小女人回到了白鹿原。由于黑娃领娶的这个小女人是来路不正的缘故，所以不能入祖祠祖谱。因此，他们就沦落到废弃的砖瓦窑场屋。起初，黑娃到外面给人家脱坯挣钱养活田小娥，而后又和做校长的鹿兆鹏闹农协，烧了“乌鸦兵”收缴来的粮食。官方追究，他陷入了匪巢。其间，他打弯了白家轩“挺得太直”的腰杆。

书里把白鹿原国共两党的较量称作“鏊”。而作为《白鹿原》的主线人物白嘉轩、鹿子霖两家，主要体现在两家的后代身上。白家的后代，除孝武族长和孝义兄弟俩在白鹿原，孝文和白灵在外面做事。白灵与鹿兆鹏，组织上起初让他们假扮夫妻，到后来却成了真夫妻。这就有个志同道合和“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分野。后来，白灵和鹿兆海相继为自己的事业死去。

诗史图

这里所说的诗史，是说这部小说的总体指向。此类题材的文学描写，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的。这个作品，具有诗史般的写实述史意味。陈忠实用自己的诗意之笔，用长篇小说这种体裁的文学样式，把漫长中国历史中的这段特殊历程，把这段历程中的特殊地域白鹿原社会的、自然的、天灾的、人祸的、日常的和特别劫难的行进历程，大体上反映了出来。而这种反映，不是方志的，也不是党史的，更不是史书的，而是采用文学的手法，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把这段历史叙写、描摹了下来。

《白鹿原》的产生，本身就意味着它是诗史般的架构，是诗史般的意境，是诗史般的情形。乡村白鹿原，在那个时空里，脱离不开那个时代特有的宏观国情背景，又显示出这个独特地域的独特面貌。读这个文学作品，能基本上读出同笔者家乡相类的印证。尤其是那个生产条件和生产力水平。从方言土语，到风土人情，再到大的历史事件，都和我们那个地方听到、看到的基本吻合，只是具体的、特定的场合和情景不同罢了。也就是说，陈忠实通过这个作品，提供了一个通用的、似曾相识的自然和社会的蓝本。如同其他陕西的小说家一样，提供了其他版本的特殊地域、特殊社会的一部部长篇小说。像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废都》、陈彦的《装台》等，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笔，叙写和描摹着自己心目中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和自然，属独一无二的一个世界。诗史之说，也就是用小说的文学笔法，把这段社会历史记录了下来。

《白鹿原》思想是深髓的，意蕴是沉绵的，和作家的名字一样，沉实而厚重。语言的长句运用，表现作者独特的喜好和描述运用方式。有的作家喜欢短语，有的作家擅好长句。不管是短语也好，长句也罢，都是作者的习惯表达方式，也是读者各有侧重的两种阅读喜好。书里的白鹿原原族长白嘉轩，是一个中国传统儒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是一个卫道士式的人物。他利用祠堂这个载体，运用自己的深远思谋，运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尽力维护着家族的正常秩序。这是“自治”的一个范本。至于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和白鹿原中医堂的冷先生，一静、一闹，反映了人世的两种生存生活态势。前者超然物外，拒官修志，保持着9个人修县志的纯净文人圈子。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后者不管阶层，不论人等，悬壶济世，济救苍生。他们两者都与外界发生着或远或近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白鹿原》是一幅中国历史的横断截图，是浓缩在西安近郊白鹿原为基点、原点的文学叙史，是有血有肉、有滋有味的叙史，也是用文学的视角写出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白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