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德安

昨晚夜半时分，我猝然闪回梦中。只见陈旧教室中的旧讲台上，满头花发的李明纲老师正手持教鞭直直地指着我，厉声道：“把作文改完了？”我欲作答，转瞬间，他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一边呼喊他，一边转身四处寻他，却见他立身于太行山巅的一朵祥云上，左手轻轻捋着长过腹部的银色胡须，右手拄着通体金黄的龙头拐杖，神情严肃地询问我：“这些年还写吗？偷懒没？”“写着哩，偷过懒。”“你深知业精于勤的道理，怎还偷懒，看我打你。”他边说边挥动着拐杖朝我砸来，我“啊”地惊叫一声，猛地从梦中惊醒。

我是一个捣蛋鬼

1977年秋季起，李明纲老师便担任我们初一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是孟州市大定街道东韩村人，身材中等偏上，长圆脸稍显胖态，小肚子微微前凸，戴着一副铜腿、圆形近视镜。他那一向不苟言笑的神情，让我不由自主地从心里发怵。

上初一那年我14岁，不但对学习毫无兴趣，而且还格外顽皮，是班里出名的捣蛋鬼。

我的座位在第三排。我当时痴迷上小说《洋铁桶的故事》，常常在上课时将书放于课桌斗里偷看。

有一回李老师授课，讲的是《孔乙己》。我依旧在偷看小说，李老师冷不丁地向我提问：“孔乙己是哪里人？”我一脸懵懂地答：“不认识，俺村没这人。”刹那间，同学们哄堂大笑起来。

李老师用教鞭指着我说道：“看你一脸聪明相，其实满脑子糊涂浆。”

没多久，我又干了两件极其浑蛋的事情，把李老师气得够呛。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在教室的废纸池中逮到一只大老鼠。我将煤油浇在老鼠身上，接着用火柴点燃了老鼠的尾巴。那老鼠一边吱吱地疯狂叫唤着，一边像发了疯似的在教室里横冲直撞。上课的钟声响起，同学们却都不敢进教室。最终，李老师被校长叫去“约谈”。

还有一次，趁着全班同学跑操之际，我把旧笤帚和砖块悄悄地放在教室门的上头，然后将门虚掩着。

跑操结束后，同学五妞推门进教室，门上头的笤帚、砖块便一股脑儿地砸了下来。

李老师让我到教室外面罚站，而头上被砸出个如大枣一般肿包的五妞哭着跑回家告状。不一会儿，五妞娘就来找李老师了，李老师说了一箩筐的好话，五妞娘这才消了气。

我这次闯了祸，在后来的全校师生大会上，我们班受到了校长的点名批评。

老师罚我改作文

在我用笤帚和砖块将同学砸伤之后，内心始终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脑海中不停地思忖着，自己惹下了这么大的祸。李老师先是被校长叫去“约谈”，后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李老师和我们班还被点名批评。

这件事情的后果如此严峻，我实在难以揣测李老师接下来会怎样惩处我。

在10多天后的一个下午放学时分，李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满是惋惜的口吻说道：“你呀，头脑其实很聪明，只是未把聪明用到正路。”

听到李老师的语气如此温和，我赶忙不迭地认错：“李老师，我实在对不住您，我实在太浑蛋了，让您挨批了。”

“批斗我都经历过，我怎会在意领导对我的批评呢？有一个成语用在你身上很恰当，那便是‘恨铁不成钢’。”

“李老师，我知道错了，您罚我吧！”

“既然你甘愿受罚，我就罚你替我批改作文，你先改第一遍，找出错别字，我再进行第二遍批改。”

我极其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然而，我很快便察觉到这个处罚实在是过于沉重了。我们班有40多个学生，要批改完40多篇作文，这工作量绝非一般的大。倘若每篇作文花费10分钟，那就需要7个多小时。如果每篇作文按5分钟来算，也得将近4个小时。这改作文占用的，可全是课余能玩耍的时间啊！

在接到改作文这一带有惩罚性任务后的第一周，我一边看着作文，一边满腹牢骚：改作文本应是老师的事，如今推给了我，这岂不是明晃晃地偷懒吗？由于我怀有抵触情绪，所以仅仅改正了一二十篇的错别字。

看到还有超过50%的作文我未曾批改，李老师便询问我其中缘由，我搪塞道：“有些字我不认识。”

“难道你不会查《新华字典》吗？”

“我家恁穷，哪有钱买。”

未过三天，李老师便购来了一本崭新的《新华字典》，我清晰地记得字典定价是1元。李老师自掏腰包买了字典，我无法再以“不认识字”作为借口了，只好规规矩矩地改作文。

在改作文的第一个月，我仅仅能够批改作文中的错别字。到了第二个月，我居然能够找出作文中的病句。但我并没有能力去修正，只能用笔在病句处做个记号，等李老师第二遍批改作文时修正。很多时候，我在改作文之时，李老师总在一侧讲解如何写好作文的知识，并常常在我的作文后详细批注写好文章的多种技巧，使我的作文成绩迅猛提升。

到了第三个月，我撰写的作文不但被当成范文在课堂上朗读，而且常常登上学校一些活动的墙报。可是不知为何，李老师从未在课堂上表扬过我。

师恩如山难报答

1978年，当我升入初二之际，李老师被调走了。至于他去了何处，说实话，我当时并不关心。我心心念念的是自己从此终于跳出“苦海”，不必继续修改作文，从而拥有充裕的时间尽情玩耍。

历经数十年的风雨后，每当我回首来路，我才无比庆幸地感觉到，昔日李老师罚我改作文的那段经历，绝非什么“苦海”，而是实实在在的“福海”。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改作文不仅培养了我独处的能力，还激发了我的写作兴趣，锤炼出了我的写作特长。20世纪80年代末，农家子弟的我能进入乡政府工作，倚仗的正是写作特长。我本是农民，却能够以文为生，在邮政、水利等部门工作数十载，依靠的依旧是写作特长。甚至8年前，我以54岁“高龄”进京工作，靠的还是这写作特长。

李老师当年让我改作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我的处罚，实则是一分珍贵的赠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解决我一生生计所需的写作特长，正是李老师授予我的“渔”。

人们常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莫要忘记，常记心中，适时报答。”

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我在鞋厂打工，业余时间写作，并在报纸、杂志上陆续发表一些作品。忽然有一天，厂里的推销员薛堂对我说：“我在焦作碰到了市教委的李明纲老师，他说在报纸上看到你发表的文章，让你有空了去见见他。”

与李老师分别10余年，这是我首次得知他的消息，心里自然激动万分。我本想立刻请假前往焦作，在饭店摆一桌简单的谢师宴，为恩重如山的李老师敬上一杯满怀感恩的谢师酒。然而，鞋厂毕竟是村办企业，生产线上“一个萝卜一个坑”，我想请假却难以启齿。后来，我进入了乡机关工作，想趁到焦作日报社送稿的间隙，去拜见李老师。可是送稿也不是每周都去，而是一年去一两次。我借送稿的机会，先后找李老师三次，当时无手机无法提前联系，只能贸然前往。可这三次，门卫不是说李老师下县检查工作了，就是告知李老师请假没来，每次都与李老师擦肩而过。后来，我也渐渐灰心了，再加上自己在写作上也未取得大成就。于是，我便打消了继续上门找李老师的念头。

未曾料到，放下了去找李老师的这个念头，我与他竟从此成为永别。

令我最为伤感的是：年少之时懵懂无知，不懂得报答师恩，待到明白之时，恩师却已作古。

近日，我遇到了编写过《东韩村志》的李明斌老兄，获悉恩师李明纲出生于1924年，1945年参加师范学校师资培训班后，一直在孟州市从教。1978年，他被调到焦作市工作，2005年病逝，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