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保友

这些“明证”，表现为多地传说的类同化，缺乏“唯一性”“典型性”“特殊性”等权威依据。山东省博兴县（旧有县名千乘县）自诩“董永故里”的例证，一是依据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发现的东汉武梁祠画像石（年代约为147年~200年）上有“永父”“董永千乘人也”等字样。二是我国志怪小说鼻祖、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干宝撰写的《搜神记》（编写于280年~289年）卷一，有“汉董永，千乘人”的简单记载。山东省博兴县言称其为“董永故里”，却回避了此董永实为重名、重姓的“汉高昌侯”董永，而非贫困潦倒、一贫如洗、卖身葬父的董永之实。

湖北孝感、江苏丹阳，凭借明清朝代的志书和当地的“遗迹”，就认定其是董永故里，也似牵强。在各地争抢名人故里的当下，哪里搬不出几处所谓的“某某故里”的根据或来历？几乎每个民间传说都能造出所谓的“故里”诞生地。

“宋代是一个地方志革新的时代，只有在宋代，董永故事才开始大量出现在地方志之中（宋代之前的地方志主要是地理内容；从宋代开始，地方志开始有扩充人文、历史内容）”。目前，我们发现全国各地许多地方志里都有董永的记载，而且内容越来越丰富，都在抢夺董永资源。即使是没有被国务院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董永传说”的地方，例如河北河间、湖北汉阳、河南汝宁等地，也将董永载入其地方志的人物志中。

宋代的地方志记载，董永的墓分布于河北河间、河南汝南；元代，有地方志说，董永墓在山东博兴；明代方志，有江苏如皋、湖北德安之说；清代，董永墓在江苏如皋、江苏丹阳、山西蒲州、山东济南、山东青州、山东博兴、河南汝宁、河北河间、湖北汉阳、陕西凤翔等地。各种地方志记载的“董永墓”有15处左右。换句话说，仅仅凭一处董永墓，就言称某地是董永故里，似乎牵强、荒唐。

由于宋代以来各地方志的所谓董永故里的传播，所以大家对董永的偶像崇拜也愈演愈烈，出现了很多祭祀与纪念并用的董永庙、董永祠、槐荫树、槐荫寺、槐荫岭等遗迹，甚至有了织女祠、缫丝井等。一些地方志中还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人物——董永的儿子董仲或董仲舒。这些大都是董永传说被神话化之后，唐代以来讲唱文学、戏剧演出广泛影响下产生的，虚构的产物，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需要指出的是，“董永祠”之类的纪念性建筑物，大都是时隔1500年之后的明代、清代修建的，有的甚至是清末民初修建的，其根据源于虚构的文学作品，是出于为本地增光，把莫须有的事迹拉到本地制造出来的。从唐代开始，董永传说被改编为话本《董永遇仙传》(宋)、《董永宝卷》(明)一类讲唱文学作品和戏剧，依靠大众传播，在各地广泛流行。《董永遇仙传》把董永的籍贯说成淮安润州府丹阳县，把董永的儿子说成董仲舒。产生于明代的“挽歌”《槐阴记》，也说董永的儿子是董仲舒，但籍贯改成了黄州孝感县。丹阳县和孝感县的董永遗址，就是这样来的。如果丹阳和孝感同为“董永故里”，那就同时有两个董永，有两个董仲舒，加上出生于河北省广川县的真实的儒学大师董仲舒，那汉代就有三个董仲舒。这岂不是笑话？高昌侯董永与贫苦农民董永，是不是同一个人？董永的儿子是叫董仲，还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董永是否就是董仲舒？这些疑问，均需要我们继续考证和研究。

结 论

每一个民间传说，只能有一个“产生原点”。考证“产生原点”的最权威依据，当然应该是“最会说话”的古籍、碑碣，而不是后人人为杜撰的传说。要弄清民间传说原生地，弄清传说中的一些名人的故里，不能单靠地方志的记载，也不能仅凭各地的这个“遗址”或那个“遗迹”，应该靠更为确凿的文物、实物资料与佐证，与属于第二性的文字记载和“遗迹”、“遗址”来印证、检验。东汉武氏墓群石刻，之所以被学界认同，一是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关于董永行孝故事的记载，二是金石佐证。

鉴于金石佐证，多为学界所认同的观点，我们也不妨大胆推测、科学认定，武陟县的董永故里更真实、可靠。因为，目前仅就焦作市域内已经考古出土和发现的文物，如北魏时期的董永石塑造像，五代时期的精美壁画，北宋时代的彩绘线画孝子图、董永线刻图、壁画，金代的邹複画像石墓董永线刻画像石、小董村金代雕砖墓，元代以后的壁画墓、彩绘陶俑来看，这些重要碑碣、实物所提供的佐证，远胜于其他各地“董永故里”的所谓例证，能进一步坐实武陟县小董乡小董村“董永故里”的传说，几可定论武陟县小董村（2013年6月28日，入列河南省首批传统村落名录）确为全国唯一的“董永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