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乐观

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起源于西周，最初是建构在宗法家族组织基础上的，以保护传统的伦理秩序为原则。简单来说，容隐就是容许隐瞒，对亲属犯罪知而不举的行为不予定罪论处。其核心是“为亲者讳”，即基于父子亲情的基本人性而主张互匿，不去告发亲人或提供证明亲人犯罪的证据。

图为李乐观。

（照片由本人提供）

春秋时期，孔子与楚国叶公的一段对话，成为容隐制度下“亲亲相隐”的标志性事件，进而形成了古代刑律的一项重要规定。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对孔子说：“我们这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他的父亲。”孔子说：“我们那里正直的人和你讲的不一样，父亲要为儿子隐瞒，儿子要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孔子和叶公在这里形成了两种矛盾的价值观，前者可以称为“大义灭亲”，后者可以称为“亲亲相隐”。

公元前489年，孔子“自蔡入叶”，风尘仆仆到负函来拜见叶公，有两个原因。一是叶公帮他解了陈蔡之围，出于礼貌，不能不来；二是听闻叶公治下清明，政绩卓著，出于好奇，一探究竟。当然，叶公也很想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鲁司寇（孔子曾经在鲁国任大司寇并行摄相事，彼时鲁国大治，国力蒸蒸日上，后中了齐国的反间计，离开鲁国，游历中原各国寻找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并就治国理政的实质性问题向孔子求教。而事实证明，这次谈话并不愉快，叶公与孔子表面上的争论，实际上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次有力碰撞。

春秋末年，楚国的国力已非常强大，能够与之相争的只有中原霸主晋国。经过连年不断的武力扩张，楚国的疆域已经深入中原腹地。他们试图摆脱荆蛮的束缚，全面融入更为先进的华夏文明。但这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从楚庄王“问鼎中原”开始，一直到晋楚争霸结束，楚国始终被视为南蛮的象征，依旧被排斥在中原文明之外。而本章的对话，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亲亲相隐”的问题争论千年，其根本落脚点在于一个“直”字。

第一，叶公是小直，孔子是大直。从字面上讲，叶公说的“直躬者”与夫子说的“直者”，概念相同，都是指没有道德缺陷、直道而行的人。但叶公认为父亲偷盗，儿子指证，能够依法办事就是“直”，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情感才是法律产生的基础，这是小直。而夫子提出，这种父子相互告发、违背伦理的行为不算正直，因为父子关系一旦破裂，也意味着这个家庭解体、家族破裂，随着父子交恶的情况增多，必将影响社会稳定，继而引发国厦将倾。传统儒家道德认为父亲偷羊，儿子也有责任，没能尽到“争子”的义务。他不是对簿公堂，指证父亲，而应私下直言归劝，助其改正。这就是父亲有勇于劝谏的儿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为政·第二》篇里，孔子援引《尚书》的话说：“‘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用这种风气去影响当政者。这也是从事政治了。在他看来，遵行孝悌本身就是施行政治的一部分，而从维护国家稳定的大局出发，“子为父隐”，这是大直。

第二，叶公以为罪大，孔子以为罪小。在偷羊这件事上，叶公与孔子之所以争议较大，是因为彼此所面对的处罚手段和结果不同。春秋时期，楚国律法严苛，连偷羊这样的行为都要判处杀头的重罪。而在中原各国，偷鸡攘羊不算重罪，充其量吃点苦头、蹲几年牢房。这也造成双方站在自我的立场上，各执一词。

第三，叶公提倡法治，孔子提倡德治。叶公推行依法治国，令行禁止，这对于民众并未开化的楚国显得尤为重要，在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殊死争夺战中屡试不爽。孔子反对武力掠夺，反对严刑峻法，提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仪来整饬民众。严刑峻法只能使百姓避免获罪，但没有羞耻之心。而通过道德礼仪的引导，不但使百姓免于获罪，还有了明辨是非的羞耻心。这就是夫子推行的有别于完全法治的德治思想，也是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办法。道德源于人之常情，最后复归于人心之中。

综上所述，本章的“亲亲相隐”，不是亲情泛滥，包庇坏人，更不是教人徇私枉法，而是巧妙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有效途径。这种带有人情味而又恪守法律底线的原则，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并一直沿用至今。2011年，全国人大审议的《刑事诉讼法案修正案（草案）》中就有“亲亲互隐”的实证，规定在强制证人出庭做证时，其配偶、父母和子女除外。这是儒家“孝悌”观念的生动体现，如果宗法血亲中的每个人都能珍视这种真情，自然不会轻易去做违法乱纪之事，而放在地缘性的非血缘社会中，也有极大的推广意义。正所谓“缘情制礼”，法律的终极价值是维护社会的公义和稳定，一旦违背了人之常情，将会引发社会秩序和价值的坍塌，人性若失，法律之根基又何存焉？不仅如此，在欧美等国，“亲亲相隐”早已成为世界上通行的法律原则，在英国和美国的司法制度中都有关于罪犯亲属享有容隐权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