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树林

我的母亲范玉芳，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像大多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她小时候几乎没上过学。母亲读过几个月的扫盲班，也就是能认识几百个汉字，能够简单进行加减乘除运算。

大概是这个原因吧，母亲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严格。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由于贪玩，有一次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忘得一干二净。吃晚饭的时候，她勃然大怒，硬生生把我撵下了饭桌。当时饥肠辘辘的我看到一家人端着饭碗，心里既愧疚又难受。母亲后来的原话我记不完整了，不过大概意思就是一个人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惩罚。

母亲对我们的教诲没有白费，我记得1982年夏天时，我和二姐由于表现突出，一起当选为红花少年（我们学校仅有5个名额）。当时，别提母亲多高兴了，当我和姐姐脚刚踏进门槛时，一股香味便钻入了我们的鼻孔，母亲正在灶间忙碌着。为了犒劳我们姐俩，母亲竟然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鸡杀了。

天下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子女，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小时候，还处于生产队时期，家里的拮据境况可想而知。即使这样，母亲还是努力让我们过得舒服一些。那个时候，每到农忙时候，生产队总要搞一些集体会战，队里当时为了给队员鼓劲，在中场休息时不忘给大伙加餐。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母亲每到劳动间歇的时候，总是挂着满脸汗水地跑到家里，匆匆把揣在怀里的油饼塞进我们手中，连口水也顾不上喝，便急急忙忙跑回去干活。当时我们太小，尚不懂事，光知道吃着香喷喷的油饼，怎了解母亲的艰辛呢？

母亲，这样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我们。1986年暑假，在一个闷热的下午，由于在家闲得无聊，我便骑自行车去同学家玩，不小心玩过了头，等日落西山时才想起忘记给家里人说。那时候，不像现在通信工具发达，打个电话就可以和父母解释一下。等我跨上车子，准备回去时，才发现车胎瘪瘪的。我和同学又折腾了小半天，不但没有手到病除，而且愈加严重。无奈之下，当晚只好在同学家里住下，那晚我在忐忑不安中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等我赶回家时，才知道母亲一晚上没有合眼，正和父亲一家挨着一家向我的同学和朋友打听我的下落。等母亲从外边回来时，我突然发现，她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许多。我宽慰她说：“我已经15岁了，以后别为我这么操心行吗？”“别说傻话，你再大不也是我的孩子吗？”母亲的话虽然很朴实，但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母亲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朴实得就像春天路两旁不知名的花朵。她的勤劳和善良有目共睹，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上苍不能让我的母亲好好地活下去。母亲从30多岁起，莫名其妙患上了一种不好治疗的病，当时家里穷，医疗条件也有限，未能得到很好的治疗。等到后来，母亲的病情愈加严重，特别是一到春天，病痛常折磨她整夜不能安睡。为了控制症状，母亲开始使用激素类药物，没想到几个月后，她开始全身虚肿，和以前判若两人。那时，每当看到母亲，我心里就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母亲，终于还是在1998年离开了我们。她走时很平静，没有对我们嘱咐什么，只是拉着我们姊妹四个的手，浑浊的眼睛看着父亲。我们明白，母亲是在告诉我们，在她离开之后，照料好我们的父亲。

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6年了，愿她能在另一个世界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