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立明

转眼又到农历腊月二十三（又称小年），这天烙祭灶火烧的风俗，不知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传承了多少年。

从我记事时起，就特别喜欢过小年。一进入农历腊月，潜藏在我味蕾里的那股又香又甜的浓郁火烧味道，就开始牵引着我一天天走近小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粮食产量低，农户家里的小麦都不多，平时舍不得吃，总要省出一些到过年时用。小年前夕，母亲就把省出来的小麦淘洗干净，晾干后背到磨坊，让我们兄妹几个推磨，她管箩面。磨了两遍后，还要在剩下的麸皮里加上高粱等粗粮磨上一些黑面。白面用于烙祭灶火烧、蒸人口馍、做饺子用，黑面则用于平时烙馍吃。小年的前一天晚上，母亲总是挖出两三瓢白面，再挖两瓢黑面，分别用酵头和好，放在瓷盆里端到煤火台上发酵。祭灶这天下午，母亲把发好的面兑上一点碱揉开，醒好后便开始烙祭灶火烧。

烙祭灶火烧可是有点技术含量的活儿，不仅要把面发好、碱兑好，做的样子也要大小均匀，关键的是要看漏不漏糖。不少家的祭灶火烧总要有一些裂口，会流糖。糖一流到鏊上或锅圈里，火烧的一边便会被烤得黑乎乎的，味道和品相可就大打折扣了。而母亲做的祭灶火烧不仅不漏糖，还大小、薄厚匀称，色泽金黄，香甜可口，引来街坊邻居纷纷前来讨教，大家都说她是烙祭灶火烧的行家。

每年小年那天，陪伴母亲烙祭灶火烧成了我儿时的习惯，我像观赏乡间艺人做工艺品一样，看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只见她先把面块掐成大小一样的面剂，双手配合着快速旋转把面剂揉成桃形面团，再把面团摁扁、擀开，拿到左手心上，放上拌有面粉的红糖，用右手指轻轻提拉面皮的边沿捏成包子状，再用手掌轻轻一压，用小擀杖擀成圆饼，半成品的祭灶火烧便做成了。剩下的一点儿白面和那些黑面又做成了白面包皮的黑面火烧。然后捅开煤火，把火调整到中等火候，放上锅圈和鏊。她说火大了会烤煳，火小了不上色。鏊热后，她把生火烧放到鏊上，停一小会儿，便开始麻利地用双手将它们转半圈。再过一小会儿，又把它们翻过来。等两面都定型了，就把这些下到锅圈里，每间隔一两分钟搬下一次鏊，快速将锅圈里的火烧转动、翻个儿，再盖上鏊放上下一批火烧。就这样循序渐进，用不了一顿饭工夫，几炉黄灿灿的祭灶火烧便烙好了。

怀川一带有句俗话：二十三，糖瓜粘。人们在小年这天用灶糖涂抹在墙上那张画中的灶王爷的嘴上，意思是要粘住他老人家的嘴，不让他到天庭乱说人间的坏话。可母亲不这样认为，她说：“把灶王爷的嘴粘住了，不让他说坏话，不是连好话也说不成了吗？”于是，每年小年时，母亲总是把一筐两面焦黄、香喷喷的祭灶火烧放到灶王爷的神龛下，虔诚地祭拜一番。

我们兄妹几个在一旁早已流起口水，等母亲发话后便一哄而上，一人抓起一个祭灶火烧，狼吞虎咽起来。我吃了几口后，又渐渐慢了下来，细细品味着祭灶火烧那特有的香甜。因为用白面烙的祭灶火烧每人只能吃一个，剩余的要留给爷爷、奶奶和父亲吃，要填饱肚子只能吃黑面火烧了。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吃上这样让我们盼望了一年的美味，尽管不能尽兴吃个肚圆，也已经感到很幸福了。

岁月如梭，时光飞逝。母亲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我也早已从农村老家搬到了县城居住。这些年，每到小年时，儿时烙祭灶火烧的情景以及那股馋人的香甜味道，总要撞开埋藏在脑海深处的记忆大门，在心头久久盘旋。虽然城里的大街小巷有卖祭灶火烧的，老伴也一直坚持自己烙祭灶火烧，但这些火烧早已失去了儿时的那种吸引力，因为再也吃不出母亲烙的祭灶火烧那种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