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花

四川境内大江无数，大河很多，读了《我的父亲郭沫若》这本书后，我又认识了两条新的河流，一条叫沫水，一条叫若水，它们分别是岷江和金沙江的支流。这两条河流在郭沫若先生的家乡——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交汇。远涉重洋的青年郭沫若，取家乡的这两条河流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意义非凡。那是身处异国的游子，对故土、对家乡深深的眷恋。

郭沫若先生出生于1892年，原名郭开贞。殷实的家庭条件成就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郭沫若。

但是，1907年，正在乐山读中学的郭沫若得了一次肠伤寒，高烧持续一个多月，病好后落下了耳重听的后遗症。正是这个后遗症，让后来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弃医从文”，走上了用眼睛看、用双手写的道路。

1946年6月，郭沫若先生在重庆社会大学演说时说：“17岁以后一场大病，两耳就不灵了。尤其在日本学医时，两个耳朵更是重听了。起初两年，只是在课堂内上课还比较能忍受，可是第三年要临床学习，一切都离不了听，那时我真急得发疯，甚至想自杀，苦闷得三个月没有下楼。”

郭沫若先生曾说：“因为我耳聋，我就拼命地用眼睛，我把力量用在文学上去。”因为耳疾，郭沫若先生不得不放弃常人难以企及的著名医学院，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

20世纪初，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当别人的白话文尚未摆脱“之、乎、者、也”时，郭沫若先生的新诗集《女神》已经出版，成为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他创作的一部部历史剧脍炙人口，他发表的一部部论著，史学价值极高。他是诗人，是翻译家，是剧作家，还是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学家、革命家、政治家。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至今记得我上大学时，《文学概论》课堂上，老师让我们熟记的“大家”排序：鲁、郭、茅、巴、老、曹。

在翻译方面，郭沫若先生不仅翻译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威尔士的《生命之科学》、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辛克莱的长篇小说《煤油》等，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新时代》、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也因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郭沫若先生创作的历史剧《王昭君》《屈原》《卓文君》《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高渐离》《南冠草》《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引领着中国历史剧的发展。《屈原》在重庆公演17场，场场爆满，爱国诗人屈原的满腔愤怒成为射向黑暗社会的子弹。他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被《新华日报》发表，成为延安整风文件，供全党学习。

郭沫若先生的史学专著《甲骨文字研究》《青铜时代》《殷周铜器铭文研究》《石鼓文研究》《周易的构成时代》《先秦学说述林》《奴隶制时代》《墨子的思想》《秦代政治之研究》《韩非子》《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管子集校》《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文史集论》等，使他成为中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

郭沫若先生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文学成就卓绝。

如果说“弃医从文”是郭沫若先生的第一次人生方向重大改变，是无奈之举，那么，“投笔从戎”就是郭沫若先生人生方向的第二次重大改变，是他的主动作为。

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郭沫若先生投身革命，参加北伐，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

参加北伐和八一南昌起义如果是“投笔从戎”的开始，那么1937年7月24日的回国就是爱国激情燃烧下的悲壮之举。

“七七事变”发生后，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先生抛下一切只身回国，途中奋笔写下《归国杂吟》诗：“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血泪，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励，同心同德一戎衣。”诗言志，此时的郭沫若先生，一腔热血，奋不顾身，坚定地与国破山河碎的祖国站在一起，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是一种大气概、大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先生参与新中国建国事务，并出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副主席。从此，年近花甲的郭沫若先生为中国和平事业奔走在世界和平舞台上，鞠躬尽瘁。几年时间，舟车劳顿、险象环生，出访30多次，访问20多个国家，有时回家的行李箱基本没动，就又出发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还不多，新中国还没有站在联合国的舞台上，能够在世界维护和平大会的讲台上让世界听到中国人民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谈到对外友好工作，周总理曾经表示：我们国家有两个宝贝，一位是宋庆龄，一位是郭沫若，他们为人民外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新中国外交的特别创造。1951年12月，郭沫若先生获苏联“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

郭沫若先生是硬朗的，他的声音曾经响彻在国际舞台上空，他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说几句坦率而诚实的话，我们虽然热爱和平，但绝不会牺牲自己的领土，去向侵占者祈求和平；我们虽然坚决反对战争，但绝不会被任何战争威胁所吓倒。”1955年4月5日，郭沫若先生率团出席亚洲国家会议抵达印度新德里，这段话就摘自他亲手起草的《亚洲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和平共处而斗争》的发言材料。

郭沫若先生是温润的。在每次关键出访分别前他们家有一个习惯，拍摄一张全家照，这是郭沫若先生与爱人、子女告别的一种方式。在那个或战火纷飞，或音信全无的年代，从解放区到敌占区、从新中国到大洋彼岸，一走就是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都有可能，这种方式饱含了几多亲情、几多温暖。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先生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还是我国首任历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我的父亲郭沫若》第十五章《老院长、老校长》中，介绍了郭沫若先生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的情况，后又以中科院院长的身份向中央建议建设一所科学技术大学。郭沫若先生兼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达30年，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20年，为新中国的人才培养事业日夜操劳。

中科院的成立，汇聚了当时国内大批优秀科学技术人才。在争取境外知名科学家回国工作中，郭沫若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积极的努力。华罗庚、李四光、鲍文奎、罗时钧、沈善炯、钱学森、赵忠尧等一批海外高科技人才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其间，海外留学生在祖国的召唤下陆续回国1000多人，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贡献力量。

长夜捧读，掩卷沉思，不难想象，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祖国建设缺资金少人才，像郭沫若先生一样的老一辈革命家是怎样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将祖国的教育事业推上正轨。

上了年纪后，郭沫若先生听力下降严重，但是他依然专心致志忙于各种实务。写到这里，一个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当孩子们去叫他吃饭，看到伏案工作的父亲总是不忍心打扰，就站在办公桌前等。一直等到父亲抬头看见他们，孩子们才用吃饭的动作提醒他。

此书是郭沫若先生的女儿郭庶英写于2003年5月，内容横跨郭沫若先生一生。钩沉近现代历史，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不行，没有深厚的文字功底不行，没有真情实感更是不行。

1940年6月出生于重庆近郊防空洞里的郭庶英，是郭沫若先生和于立群女士的长女，她知性优雅、和蔼可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女性。年幼时，郭庶英曾经跟随投身革命的父亲转战多地，她亲眼见证了小家庭的一次次搬迁和祖国大家庭的迅速成长。毕业于名校、攻读理工科的郭庶英为我们留下了这部宝贵的经典著作，这是一个女儿对一位父亲的致敬，这是一个过来人对她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致敬。

时光无言，岁月有声。郭沫若先生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祖国，在不同时期做着不同的十分重要且有意义的工作。仰望郭沫若先生，就像仰望泰山北斗，这样一个百科全书式人物，所言不及一二，唯有景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