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老年记者 杨述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线广播覆盖城乡各家各户。一天，村干部到学校找到我说：“公社安排每村有一个业余通讯员，把村里的好人好事写写，投给县广播站。我看你当教师适合这项工作，没课了到村里走走，了解了解情况，你就干吧？”从此，我当上了村内的业余通讯员。

为了把这项工作干好，我白天上完课，挤出时间深入村内，收集村里的新闻素材；夜里办完公，我把收集来的新闻素材进行删繁就简、去粗取精，择其与党的政策相吻合的典型事例如实写下。

新闻稿写成后，第二天便投出。那时投稿，只要在投稿信封的右上角写上“稿件”二字，再把右上角斜剪一截，无论邮到哪儿的编辑部都是免费的。

为了解决群众理发难的问题，村里办起了理发店，我立即写了一篇相关报道。稿子投出去后，我每天吃饭时端着碗来到装有喇叭的大街旁细听。三天后居然在县广播电台播出了，我心里特别高兴，村民对我更是赞誉一片。可能就是这个缘由，我对业余通讯员工作更加热爱了。

为了提高写作质量，县广播站对业余通讯员每月5日、15日、25日进行为期3天的新闻培训指导。每逢培训日，我都提前把课调好，然后骑上自行车朝离家12.5公里的县广播站赶去。8时准时开讲，我从未迟到、缺课过。老师从新闻的采访、写新闻必备的要素入手，讲得井井有条，使我的写作水平有了提高。

为激发我们投稿的积极性，县广播站规定凡在县广播电台播出一篇消息，支付0.5元到0.8元不等的稿费，每篇通讯稿费是1元到1.5元不等；凡连续在县广播电台播出5篇稿件的通讯员，可发放通讯员证。为了尽快拿到通讯员证，我采访、写作的劲头更大了。没出3个月，我在县广播电台播出了7篇通讯稿，光荣地拿到了通讯员证，并领了10元稿费。年终我还被评为“优秀通讯员”，奖了一盏绿色的精美台灯，真是名利双收，至今回忆起来我还激动不已。

白驹过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然而，正是那时的热情，那时骑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冒严寒、顶酷暑的写作劲头作铺垫，才有了我今天的写作功底，且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