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老年记者 赵成良

那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书包里装着小石板，手里抱着小凳子，跟着哥哥来到学校。

学校就是一间不大的屋子，墙上挂着木制的黑板，对面有3排长条木板搭成的桌子。老师安排我们几个刚上学的小孩子把小凳子摆在第一排桌子的前面，说不用课桌。后面3张桌子分别是二、三、四年级，各有五六个学生。

老师是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有一天，他脖子上戴了一条鲜艳的红领巾给高年级的同学们上课：“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团组织……”我们低年级的同学也停下手中的作业，听得津津有味。老师解下自己脖子上的红领巾给大家看：“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老师最后在黑板上画了一面少先队队旗，让几个大同学宣誓入队。看着我们也激动得不行，老师就让大家站到后面一齐参加。事后，大家还学习了少先队队礼。

回家后，妈妈从箱底翻出她出嫁时的大红包袱，剪下一半用细密的针脚缝制了一条红领巾。哥哥高兴地戴着去上学，晚上取下来放在枕头下压平。而我，一直没机会偷偷戴一下。

后来，哥哥每隔半个月就会收到邮递员送来的一张《少年先锋报》，和几个大同学挤在一起看了又看，我们这些小同学根本挤不进去。看完后，哥哥把报纸整整齐齐地折叠好，放进他的小木箱，我这才有机会趁他不在时偷偷拿出来看。那时候，《三毛流浪记》《知心姐姐》《动脑筋爷爷》等是我少年时代的最爱。

三年级的时候，六一前夕，老师给我们几个同学说我们今后就是少先队员了。虽然没有我盼望已久的入队仪式，可我终于有机会拿出哥哥的红领巾戴在脖子上去上学了。哥哥去外村上学，把收报纸的任务留给了我。从此，我成了同龄小伙伴最羡慕的人。

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退休了，那一年，公园里一帮老头老太太们都戴着红领巾，载歌载舞过六一，拍视频、做抖音。我赶忙回家找了条小孙子的红领巾戴上赶到现场，可他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

今年，我早早地准备了红领巾，常去公园转悠，希望遇见那一帮童心未泯的老年人，喊一声：时刻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