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怀儒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近年来，各县（市、区）、乡镇、村以及各行各业都在纂修志书，这对弘扬民族文化，铭史承志，无疑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笔者因工作关系，接触了很多志书和文稿，以及或尚在编纂中的书稿），发现在编史修志工作中，有些现象值得警惕：有的借此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歪曲历史；有的为了炫耀祖宗，厚此薄彼，编造历史；有的志书中宣扬一些封建迷信（甚至黄赌毒）的东西。这些，都将给历史和社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影响，对后世遗患无穷。为此，特寄语编史修志和有关党史工作者，要恪尽职守，敬业奉献，切实担起“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历史使命。

一是要遵循历史，呼唤正能量。历史是史志之母，没有历史事件的发生，史志编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在编写史志的过程中（或撰写有关记述历史的文章时，一定要学习历史、遵循历史、忠于历史、敬畏历史，要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汲取正能量；对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坚决摒弃。以史为鉴，激励全体人民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建设和谐社会的斗志和积极性。

二是要春秋笔法，秉笔直书。每一位编史修志和党史工作者，要严格按照中央乃至各级有关史志编纂的规章制度办事，切实肩负起记录历史、弘扬文化、服务社会、借史鉴今、启迪后人的光荣使命。“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编史修志，述而不论；忠于史实，实事求是；不添枝加叶，更不无中生有。

三是要依规守距，有正义感。特别是对历史上有定论的史实决不容翻案。笔者曾在某县“军事志”书稿中看到：一个历史上在当地杀害过中共地下党员、八路军战士和人民群众2000多人的刽子手（1986年出版的县志记载），只因在抗日战争时消灭过几个日本鬼子，就被写成抗日英雄（该书稿作者提供的史志部门的出版物中，确实是这样记述的）。如此轻率之举，是极不严肃之事，也是对社会、对人民群众的极大犯罪，更有悖于一个史志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良心。

四是要有工匠精神，编佳志良鉴。“修志问道，以启未来”。认真细致、精益求精是对每一个修志或党史工作者的起码要求。我们对中国革命历史上发生的重要史实，要有敬畏之心，要多些考究精神；对已形成文字的资料，在选用时一定要认真校对，对有关史实和数据要多方考证（至少要与注明出处的引用本一致，不能丢字错句）。笔者手中有一本南方某县修志办公室编纂的“×××少将史料专辑”，看了让人啼笑皆非。书中有一幅该少将任司令员时在某军分区的领导人合影，注释中编纂者竟指错了“主人翁”的位置，还给照片中另一重要领导人安了个莫须有的名字；另有一幅两人合影照，注释中却出现3个人的名字；一场战斗“歼敌600余名”，误写为“6名”；该少将1985年为某出版物的题词，误写为“1965年”……一本20多万字的书，谬误之处随处可见，让人感到滑稽至极。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如果不能给人以正确的知识和引导，要这样的“书”何用？如此作品，又怎能起到“存史、育人、资治”的作用？有的人是“拿钱干活”，纯粹是“完任务”，所以，编出来的东西谬误百出，错误连篇。

五是要正确选用历史资料，增强史志（文章）的影响力与厚重感。历史资料就是丰富的营养剂与滋补品。面对浩繁的历史资料，我们一定要清醒，不盲从、不人云亦云。在撰写过程中，为保持所选资料的真实性和严肃性，要坚持以下原则：①同样的资料，有上级编发的不用下级撰写的；②同级的资料，信“党史”，不信“野史”。③相同的资料，有现成的文字资料不用口述资料。④同一事件的资料，选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能相互佐证且一致认可的资料。⑤尽量保持所选资料的原貌，不以现代人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去“修改”资料。⑥引号内的内容，一定是原资料中“原汁原味”的内容，不能有丝毫更改，否则就不要用引号。⑦当事人的口述资料，一定要与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发生的历史事实相吻合，要有案可稽，能相互印证。⑧对“三亲”（有关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见证人与知情人，亲身经历、亲眼看到或亲耳听见的）史料，也要甄别，更要符合历史事实。

六是要依靠组织或接受组织监督编好志书。各级党史、史志（含军事志）、出版印刷等部门，要负责把好史实关、资料关和审查关，决不允许与史实不相符、与党唱反调、与社会不合拍志书流入社会，贻误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