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老年记者 刘全恭

小时候过年，我最喜欢放鞭炮，最怕给长辈磕头拜年。

上世纪60年代末，本家的二奶奶是我们刘家年龄最大、辈分最高的人。按照习俗，农历大年初一，刘姓家人要给二奶奶磕头拜年。

我的父辈弟兄7人，依次给二奶奶磕头，口喊“二婶”。二奶奶端坐在正面桌子右边椅子上收头。他们磕一下唤一声，二奶奶高兴得忙不迭地说：“快起来吧……”福山是我家大伯，他年龄最大，二奶奶最疼他了。二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全家人欢声笑语，暖意融融。父辈磕罢孙辈磕，我排行老三，时年十来岁。一说磕头，我心里真有点发怵，觉得程序复杂，有点弄不清楚。好在八叔继贵比我大一轮，他手把手教我，大伙也在一旁逗我：“不磕头就不发压岁钱。”我记住八叔的话，先作揖再磕头，第一个头起来不能喊，那是给祖先牌位磕的，第二个头是给二奶奶磕的。二奶奶更是高兴地说：“快叫孩儿起来吧，给压岁钱……”

真正使我发怵的是给父辈磕头。他们兄弟7个，依次逐人喊清楚，对那时的我来说心里真有点慌。好在两个伯伯名字好记，往下一连4个叔叔，按大小顺序磕一个头喊一声。八叔还故意逗我：“喊应了没有？”弄得我好不尴尬。好在二奶奶为我打圆场：“孩儿没喊错！”

过年啥都好，就是真不乐意磕头。真正让我憋屈的是在大东村拜年磕头。一过年，俺娘就叫我随村里大孩子去给村里老人磕头拜年。我不去，她不高兴。所以，过年我总躲着她。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过年不再磕头了。但是，儿时那些磕头趣事仍然深深地印在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