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亚洲

近日，笔者见到一方绿釉腰圆诗文枕，枕面刻有一首宋词《昭君怨》。这方枕器型较小，长约220毫米，宽约160毫米，后高约120毫米，前高约110毫米，红陶胎，除底部外通体施绿釉，枕面前低后高微呈凹形，外缘有一道弦纹，内缘由四道弦纹画出文字区，并分为左、中、右三区，刻有词《昭君怨》。右区标明此词调式为“正平调”，中区为词的正文，左区为词牌“昭君怨”。枕面下方有数处脱釉现象，露出砖红色的陶胎，胎质干爽细致。枕的外立面也有数处脱釉，中部环绕一道五条弦纹组成的纹样，后侧中部有一通气孔。经我市研究当阳峪窑的资深专家张汝福、河南省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马驰骋等人认定，这是一方我市当阳峪窑金代所产绿釉腰圆诗文枕。

在枕面上刻写诗文，是当阳峪窑绿釉枕的一大特色，此前已发现过多方类似的绿釉枕，所刻诗文不仅有词，还有诗；不仅有高雅的名人之作，还有平俗的民间之作。而此枕所刻写的恰恰是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均取得很高成就的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苏轼的知名之作《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

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新月与愁烟，满江天。

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飞絮送行舟，水东流。

在赏析此词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词中所用的一个重要典故，即第一句出现的“桓伊三弄”。

桓伊，字叔夏，小字子野，东晋时的音乐家，善筝笛。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之子“王子猷（字徽之）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客主不交一言。”这就是“桓伊三弄”的由来。

苏轼的《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一词背后也有一段感人的亲情加友情的故事。苏轼的伯父苏涣的女儿嫁给了柳子玉的儿子，所以苏轼与柳子玉是有亲戚关系的。柳子玉，名谨，北宋书法家、诗人，曾官至秘书丞。苏轼在京城时，就与柳子玉有诗词唱和，曾写过《次韵柳子玉见寄》等作品。宋熙宁六年（1073年）十月，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到常州、润州等地赈饥，而柳子玉的家恰好在润州，二人相从半年之久。宋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二人同游位于润州西北部的金山寺，而在此之前，柳子玉已接到了移任舒州灵仙观监官的任命书。同苏轼游金山寺后，柳子玉就要赴任了。为此，苏轼还专门作了《送柳子玉赴灵仙》一诗相送。临别之际，苏轼又写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这是苏轼最早使用“昭君怨”词牌写的一首赠别词，整首词融景于情，惆怅满怀，依依不舍之情尽在笔端。

词的上阙“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新月与愁烟，满江天”说的是临别前的金山寺之夜，优美的笛声惊醒了熟睡中的词人。推窗远眺，满山的翠绿入目，天边一弯新月。想起友人即将离别，心中无限惆怅，离情别绪在江天之间与雾霭缠绕，更令人愁闷。此处的“破”字用得极佳：笛声隔空传来，破窗而入，惊醒了词人的幽梦。整个上阙以笛声、绿窗、新月、烟云、江天等众多意象，描绘了一幅有声有色的画卷，且融情入景，动静结合，使得离别之意在此意境中更显百转千回。

下阙“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飞絮送行舟，水东流”说的是柳子玉虽此前已接到任命书，但并没急于赴任，而是陪苏轼游山观寺、诗酒唱酬。如今不得不走了，“欲去又还不去”，十分纠结，深切地点明了亲如兄弟的二人之情。词人想象明日友人登船之时，江面上的柳絮随风逐舟，自己却不能随船相送，只能借飞絮代为送行，而江水不解人的心情继续东流。短短几句完美地以拟人、反衬、想象和寓情于景的手法，写出了不舍的深情，成为整首词的点睛之笔，显得含蓄隽永。

转回头再说这方瓷枕。通观枕面所刻之词，虽与苏轼的《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为同一首词无疑，但有几处不同：“桓伊三弄”被写成了“桓夷三弄”，“满江天”写成了“䓣江天”，“明日落花飞絮”写成了“明月落花飞絮”。对此，笔者的分析是：“桓伊”写成“桓夷”，考虑到“伊”与“夷”同音，加上古时窑工的文化水平可能不高且可能是凭记忆而刻写，因而出现一个白字也在情理之中；“满江天”写成“䓣江天”则很正常，因为经查询，古时就有将“满”写成“䓣”的；至于“明日”与“明月”之别则较为复杂——从此字前的“明”字看，此窑工对“明”字的左右偏旁“日”“月”写法的区别很明显。这一点从文字左区词牌“昭君怨”中“昭”字“日”字旁的写法也可看出，所以这里可能真是一个“月”字。而如果真是这样就很有意思了：考虑到窑工应该与苏轼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有可能刻写的恰恰是该词的原作原貌，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则是流传了近千年的版本，其间有误写、讹写的情况也未可知。而且从词的平仄来说，“日”“月”平仄相同，不会对词的平仄造成影响；再从句式上分析，“明日落花飞絮”应是以时间为主语的主谓关系，说的是“明天有（或想象中有）落花、飞絮”，表达了苏轼想象中的明日送别柳子玉时的景象与心情；而“明月落花飞絮”则是并列关系，说的是当晚苏轼在窗前看到的情景，表达的是他当时的离愁别绪。这两者很明显都能说得通，所以当时苏轼写的究竟是“明日”还是“明月”，现在就有理由存疑了。近年来，通过许多新出土的古代实物对传世的诗文乃至典籍进行订正的事还是不少的，如我们熟知的唐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在一个朋友发给我的一张唐长沙窑青釉褐书小碗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碗内写的是：“八月新风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不仅诗文不同，意思也有很大差别。所以，当年苏轼创作这首词时写的究竟是“明日”还是“明月”，除此方诗文枕外，如能有其他相关的考古证据来佐证，那就更有意思了。

左图 当阳峪窑金代所产绿釉腰圆诗文枕。

董亚洲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