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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8月05日

京畿后苑 帝国重镇(下)

——焦作汉代山阳城再发现

□孙宏良 孙正晨

工业发达

汉代,山阳城工业经济一时无两。

一是冶铁业发达。太行山富含铁矿。《汉书·地理志》记载:“怀,有工官。”怀,是汉代河内郡治所在,距山阳城约30公里。出土500多套铁器叠铸陶范的温县汉代冶铸遗址,距山阳城也不过60公里。叠铸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山阳城工业的发展繁荣。《汉书·成帝本纪》记载:“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设有铁官,说明山阳冶铁业之重要。铁官聚众起事,横扫郡国,足见山阳从业者之多,冶铁业发达。

汉代盐铁官营,盐铁业发达,经济富庶可知。根据《晋书》记载,居山阳20余年的嵇康“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说明当时山阳冶铁业、锻造加工业已经官民兼营。

二是制陶业兴盛。数百计的陶仓楼和数量更为庞大的其他汉代陶器,是汉代山阳城制陶业发达的铁证。焦作陶仓楼组合式构造,充分反映了汉代山阳城制陶业模块化、规模化、精致化、个性化的特点,再现了汉代山阳城制陶业的辉煌。

唐宋时期“世立兹器,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口”的中国北方瓷城当阳峪,距离山阳城只有6公里,且有水运相连。如果说,汉代长达300年陶仓楼制作史,为当阳峪陶瓷繁荣了重要文化铺垫和人才积淀,应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人口繁盛

《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河内郡十八城,户十五万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由此推算,河内郡城均8876户,户均5口人。《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由此推算,汉末的山阳城人口在5万以上。况且,山阳公所邑的1万户应为自由农,并不含富可敌国的庄园豪强。

《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鉴于汉代豪强庄园存在大量不在户籍的依附人口,东汉末年山阳城人口应远超5万。

东汉中期,山阳城鼎盛时,人口繁盛,更远胜于汉魏之交;繁密程度,远胜周边城邑。近年来,山阳城五大墓群发掘汉墓千余座,其他时期古墓则寥寥,这同样说明汉代山阳城人口空前繁盛。

《后汉书·邓寇列传》记载:“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全,仓廪实。”《后汉书·冯岑贾列传》记载:“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河内完富。”山阳城背山面水,天然形胜,土壤肥沃,水源充沛,物产富饶。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山阳城尽享王畿之利;凭山河之固,罕有兵戈之灾;交通便捷,却并不处兵家必争要道,因而得以独享数百年安宁,吸纳人口源源不断涌入。

厚葬盛行

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帝王倾国力造陵寝,引领了民间厚葬热情。汉武帝治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冠西汉诸陵。汉废帝、海昏侯刘贺之墓,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等珍贵文物1万多件。

汉代以孝治国,实行岁举孝廉制度。汉高祖、光武帝外的汉帝庙号均含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为了沽名钓誉,谋取现实利益,一些人“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明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

与公卿王侯动辄以百千万计的珍贵实物随葬不同,山阳城周边汉墓随葬,以陶仓楼为代表、以现实生活为特点的陶制明器为主。原因有二:一是仓楼建筑象征了财富与地位,对山阳民众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二是制陶业发达,陶制明器制作呈现出规模化、模块化特点,为财力不一的山阳民众满足冥界富贵尊荣的需要提供了便捷保障。

另外,焦作地区魏晋古墓葬中也发现有简式、模拟式陶仓楼。

文化激荡

一是汉儒与孔孟儒学之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孔孟经典儒学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则用,不合则弃。比如,汉代儒家主张“事死如事生”,提倡厚葬久葬。这与孔孟提倡礼葬的思想迥异。孔孟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事父母,能竭其力”“丧,与其易也,宁戚”“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强调对逝者要始终保持虔敬、感恩之心。汉儒却把本应发自本心、初心的道德情感,外化为丧仪繁复、随葬多寡的物化标准,其结果必然驱使人舍本逐末、弃内求外、舍真逐伪。对此种思潮,成书西汉的《孝经》予以反制,强调:“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

二是魏晋玄学在山阳兴起。汉儒倡导厚葬重孝,司马氏倡导烦琐的名教,都是为了确立政权正当性,维护其统治。然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在“生不养,死厚送,葬死殚家……富者欲过,贫者欲及;富者空减,贫者称贷”,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的山阳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玄学悄然兴起,这是对司马氏虚伪名教的一种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在某种意义上,魏晋玄学与经典儒学一样,都是本之于初心的学说,两者殊途同归。

山阳城是现代焦作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标志,是焦作城区亟待开发的处女地。我们有责任拂去历史浮尘,重新发现和认识山阳城,博采众长,科学规划,以建设山阳城文化旅游园区为突破口,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推动城区旅游、城市建设大提升,实现焦作经济社会新跨越、新发展。

图① 历史留下的印记,证明了山阳城曾经的辉煌。

图② 汉代陶仓楼。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