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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良 孙正晨

山南水北曰阳。焦作山阳城位于太行山南麓，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内郡……县十八……山阳，东太行在西北。”清乾隆《怀庆府志》记载，北齐废山阳县，归修武县辖制。山阳城作为县治约700年，其后由于中央政权远迁、人口锐减，日渐荒废。唐代时，山阳城已“遗趾数雉”，只留下刘禹锡“四百之运，终于此墟”的千古嗟叹。再后来，山阳城逐渐淡出世人视野，鲜有人问津。

然而，历史总是遮不住的。近年来，随着文物考古的深入和文献资料的发现，京畿后苑、帝国重镇、绝世繁华……汉代山阳城逐渐露出真容。

仓楼如云

近年来，山阳城周边相继出土了数以百计的汉代陶仓楼。

陶仓楼是由陶仓、陶楼组合而成的一种随葬建筑明器。明器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实物模型。秦、汉时期，陶制明器盛行，陶仓比较常见，陶楼也时有出土，但陶仓楼却极罕见，焦作陶仓楼则将粮仓与楼房相结合，这是耐人寻味的创造。

焦作陶仓楼具有数量多、类型全、体量大、构造精巧等特征，呈现出以山阳城为中心，向周边扩散辐射的分布状。

岁月是把无情的刀，由于自然灾害、人为损坏，秦汉建筑早已踪迹难觅。作为汉代建筑三维模型，焦作陶仓楼使独创性的山阳仓楼建筑形制重见天日，再现了汉代“复道行空，不霁何虹”“跨城池作飞阁……构辇道以上下”的楼阁奇观，再现了汉代贵姓之家“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相连，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殚言”的鼎盛辉煌。

在缺乏现代机械、建筑材料的汉代，山阳城出现如此众多气贯云霄、建筑精美的仓楼，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凸显了汉代山阳城人高超的建筑智慧。

京畿后苑

作为民用建筑，仓楼绝非普通殷实之家所能为。没有繁荣的庄园经济，兴建仓楼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一座仓楼，就是一座封建庄园。仓楼如云，是汉代山阳城豪强庄园林立的历史见证。

《焦作陶仓楼》一书，反映庄园门前鸡犬闲卧，农奴背粮交租、主人登楼远眺等场景的陶仓楼照片多达19幅，数量之多，全国无二，足见汉代山阳城庄园经济之发达。

众所周知，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豪强势力强大，强占土地，广建庄园，蔚然成风。与洛阳隔河相望的山阳城，背山面水，天然形胜，土地膏腴，水源充沛，自古农业发达，加之青山绿水，飞泉流瀑，古木修竹，珍禽奇兽，膏腴完富，堪称京城的后花园，自然成为豪强兼并土地、争建园囿、纵情享乐的首选之地。

汉王朝曾多次派强悍酷吏对河内豪强进行打击。《史记·酷吏列传》记载：“义纵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王温舒迁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这也说明了汉代焦作地区豪强实力之强，再现了山阳城庄园相望、园囿相连的盛世景象。

帝国重镇

文物是历史的实证。

2016年，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中发现了汉代路县城址。该城北墙基址长606米，东墙基址长589米，南墙基址长575米，西墙基址长555米，四面城墙基址基本可以闭合，城基周长2325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说：“古城址规模不小，在中原区域也属于比较大的县城了。”

与路县故城深埋地下不同，山阳城目前仍存城垣4400多米，按照北城墙1850米、东城墙1350米、西城墙1000米、南城墙残存200米推算，山阳城城基长度约6050米，在汉代县城中绝对是罕见的“大个头”。

北宋东京是拥有150万人口的“国际都市”，外城高12.28米、宽18.4米。西安明城墙举世闻名，底宽16米至18米，顶宽12米至14米，高12米。南京明城墙高12米，宽10米至18米。与这些古都名城相比，山阳城的宽厚高大，底气十足，当仁不让。山阳城与新焦公路相交的西城墙底宽45.1米，顶宽44.5米，高约3.6米，其宽度分别是上述名城的数倍。

文物勘查发现，山阳城城基在地下四五米深处，宽约58米至60米，比东汉都城洛阳所在的河南郡河南县城垣基础还宽一倍多。地下深度与现存地面高度相加，汉代山阳城高度最少在7米至9米。考虑到历经2000多年风侵雨蚀、人为损坏，鼎盛时期的山阳城高度应在10米之上。

建筑是无言的历史。汉代山阳城与京城洛阳隔河相望，近在咫尺，若非帝国重镇，兴建如此大规模的城池是不可思议的。

精英荟萃

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驰宿修武”“飨军小修武南”。创业之初，光武帝刘秀派重臣寇恂镇守河内郡，以拒洛阳。寇恂调糇粮、治器械以供军；军虽远征，未尝乏绝。光武帝数次巡狩河内地区。魏文帝曹丕封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都山阳浊鹿城。身为山阳公，却不得居山阳城，足见刘协名为公爵，实为囚徒，当时必有曹魏信臣辖制山阳。

山阳城西之温县，是魏国重臣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故里。魏晋之交，曹魏在此既要防范山阳公死灰复燃，又要与司马氏在此激烈较量。当时，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在山阳城周边，起坐弹鸣琴，长啸复低吟，从者云集。司马氏重臣钟会数邀嵇康出仕，嵇康不为所动，终为司马氏所杀。向秀《思旧赋》云：“余与嵇康、吕安居至接近……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予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

有学者考证，嵇康“居山阳二十年”之旧居，就在山阳城边上，即现在的山阳区新城街道墙南村，从修武待王驿，经山阳城南门、恩村驿、武陟宁郭驿的官道旁。

图① 山阳古城墙。

图② 我市出土的汉代随葬文物——带盖提梁卣。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