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琴

在那靠工分分配口粮的岁月，一家人的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我家共七口人，父亲教书在外地，哥哥服役在部队，母亲带着我和三个弟弟在农村过活。半劳力的母亲长年有病，很少能参加队里生产，我与二弟、三弟都正上学，四弟年幼。

时年在焦作一中读高二的我已年满17岁，懂得为母亲分担忧愁。几个弟弟正在长身体，别说读书了，连正常生活都很困难。我渴望上大学，而且再有一年多就可以考大学了，但是残酷的现实不允许。我应当承担起姐姐的责任，辍学回家挣工分，保证弟弟们继续读书。

我们那个大家族，只有我一人在村里当农民，听任队长的派遣。挂在胡同口老槐树上的那半截道轨是社员们公认的钟，“当当当——”洪亮的钟声就是大伙上工的号令。

第一天出工，担茅粪。初挑粪桶，腰杆挺不直，步履不稳健，被嘲笑为“银环下乡”。摸摸红肿的肩头，自己心里也憋屈，高中生担起了大粪桶，这与那物理、化学、几何、代数，实乃风马牛不相及。后来，种萝卜拉沟，我拉的沟弯曲且毛糙，又被讥讽为“书念愚（迂）了”……我愤然不平，队里的记工员、保健员接近文盲，凭什么让她们干？无可奈何，我独有仰天长叹英雄无用武之地。我能逃避吗？不，绝不能，我担负着一家人口粮的重任。于是，闻“钟”起舞，砥砺前行，渐入佳境。

母亲疼爱我，隔三岔五给点零花钱。我再也不是爱臭美的小姑娘了，别说零花钱，就是母亲让我买布做衣服的钱，我也用来买书，因为我深深懂得“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道理，发誓用知识改变命运，尽快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一颗汗珠摔八瓣的窘迫。于是，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趴在书本上，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的营养。

1966年，为充实村学校教师队伍，我被选中去学校担任民办教师。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爱之犹恐不及。

校园内，“叮铃铃”的上课铃声清脆悦耳，我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地接过了五年级数学教学任务。一方面认真钻研教材，广泛阅读教学参考书，写出详尽的教案；另一方面勤学好问，诚恳地向老教师请教，再加上身为“教书匠”的老父亲面授机宜，我的教学能力迅速提高，崭露头角。听着熟悉的铃声，我激情满怀地战斗在教书育人的阵地上，大展宏图。

我热爱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教学工作，爱屋及乌，对学校的铃声情有独钟。当然，对生产队的钟声也有刻骨铭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