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老年记者 朱帮义

我对白面馒头情有独钟。

过去，人们的物质生活十分贫困，平时一日三餐都是吃黑面馍和杂面馒头，每年只有刚收麦子或过年时才能吃上白面馒头。

父亲学会了蒸馍。他到集市上买了些麦子，和母亲一起推石磨磨出面粉，制作成白面馒头再到集市上卖。虽然卖白面馒头，可我们平时吃不起白面馒头。小麦加工成面粉，剩下的麦麸就是一家人的口粮，麦麸可以做成糊糊当稀饭，或在麦麸里掺入一些高粱面加工成杂面馒头。就这，能吃饱就不错了。每天早晨，我跟着父亲到集市上卖馍，蒸歪的馒头卖相不好，父亲就会找最歪的白面馒头让我吃。那个时候，真是无比幸福。

上世纪60年代，人们生活普遍困难。我在县城上初中，学校一天三顿饭吃的虽是白面，但供应的数量极少。妹妹7岁，弟弟2岁，个个饿得饥瘦如柴。周六下午我回家，就把在学校省下来的白面馒头带回去让他们吃，星期一返校时再带些红薯和杂面馒头到学校吃。后来，我参军入伍，部队也是按量供应，一个星期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

如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仍然保持着吃白面馒头的习惯。我从小跟父亲学会了做手工馍，所以，我们家平时很少买馒头，都是我自己动手蒸，一家人都夸我馒头蒸得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