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

1975年5月，我从部队复员返乡后，被生产大队领导推荐到当地一所联办中学当民办教师。上任伊始，我满怀热情，决心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有所作为。可当我走上讲台，面对几十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时，渐渐感到自身知识的匮乏。幸运的是，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给我带来了继续深造的难得机遇。从此，我走上了一条长达4年之久的艰辛高考求学路。

当民办教师，生活是清贫的；对高考的渴望，让我的精神富有。然而，已而立之年、初中尚未毕业的我，想要考入大学谈何容易？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让我横下一条心，开始恶补知识。我借来高中阶段的各科教材，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课文一篇一篇地啃，习题一道一道地做，知识点一个一个地理解记忆……不论严冬盛夏，我半夜即起，一直学习到天亮，然后和学生一起上早操、早自习。临睡前，我躺在床上还要把贴在墙上的各科知识点逐个过关。初次参加高考，心里没有底气，也无勇气。同事和朋友们劝道：“考学考学，只有考不上学，哪有不考上学？”在大家的鼓励下，我走进考场。成绩揭晓，榜上无名。但我没有懊悔，因为我从考试中积累了经验教训，心理素质、应试能力有了提高，考学欲望反而更加强烈。

第二年，我继续努力拼搏，复习备考又有进步。考试前一天下午，我徒步前往30多公里外的县城考点赶考。行至一条深山沟时，老天突然变脸，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我艰难前行。天黑了，我只好投宿在过路村的亲戚家中。次日2时，天仍淅淅沥沥地下着雨，路上水坑处处，路面泥泞湿滑，为了准时应考，我不顾夜黑路险，约摸着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行走，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进入考场时，语文科目已开考20多分钟，气喘吁吁、心神未定的我开始埋头答卷。作文刚写完最后一个字，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来不及复查，我走出考场。那一年，我以1分之差再次落榜。

最艰辛的高考要数我的第三个高考季。那一年，心爱的二女儿在邻居家不慎摔倒磕到前额，头部神经受损，从此精神失常。之后，我带着她四处求医，不见好转，聪颖乖巧的她从此变成了精神残疾人。我的心在滴血。为了实现梦想，我忍痛边工作边为她治病边复习备考。为了凑药费，星期六下午放学，我手持镰刀，在回家沿路两旁的山坡上割荆条和麻节棍。周日晚上，父母和兄弟帮我修理扎捆。周一早晨，我用扁担挑到学校边上的供销社卖钱。高考预考前一天下午，我还在责任田里割麦子，到了傍晚，才匆匆徒步赶往县城准备次日的考试。预考顺利过关，高考仍未如愿。好心的父亲劝我放弃，说我已是一家之主，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搞副业，打粮赚钱，养家糊口。我承诺，再给我最后一年时间。

第四次高考，是我省高等院校面向民办教师招生的最后一次考试。好在我搭上了最后一班车，榜上有名时，我感慨道：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辛勤耕耘，不一定会成功，但总会有收获；收获积累多了，梦想终究会变为现实。金秋九月，豆谷飘香。我怀揣那轻飘飘又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带着几分激动与兴奋，乘火车赶往某师范高校。在我跨进列车车门的那一刻，列车开动了。那一年，我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