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丁 垒

（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杨老师您好！首先要感谢您对焦作日报小记者工作的支持，上次我们对您关于小记者如何提高写作能力的采访，在报上发表了以后，反响很好。

杨晶：我也收到了不少微信，有孩子的，也有孩子家长的。我为能给孩子们提高写作能力提供帮助，感到很高兴。

记者：杨老师，听说你的长篇小说《拿钱说事》最后一部已经出版，向你表示祝贺！我看到第一部是2010年出版的，第二部是2012年。我从你的后记里看到，第三部在2015年就写成了，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出版？

杨晶：第三部写好后，一个是在不断地修改润饰，一个是打算找机会把三部书同时再出一下，同时还在考虑是不是用原来的书名，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

记者：原来的书名是什么？

杨晶：原来的书名是《硬币故事》。出版社出的时候，换成了《拿钱说事》，可能是为了迎合市场吧。这个名字我不是太喜欢，还是想用原来的。

记者：那这次为什么没有更换过来啊？哦，我明白了，还是没有一下子全部出。

杨晶：是的，现在出版社出书非常谨慎，主要是市场不好。书写成以后，一直放在电脑里也不是个事。再一个，我年龄也大了，想得多一些，所以还是自己出了算了。出来了就放心了，同时读者也能看到完整的故事和人物的归宿。原来只有两部时，故事是不完整的，线头扯出来了，没有收尾和绾结，读者得不到完整的概念，影响了艺术效果。

记者：是的，我也觉得在看完了第三部以后，对整部书的故事情节，还有人物，了解得更加清晰，才明白了你那样安排设计的意图。第三部样书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撼，书的全部劲道和能量，在第三部里像火山爆发一样得到了释放。故事的结尾也很出人意料。

杨晶：是的，所以这第三部出版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当读者看完了全部作品以后，他们才能体会到这部作品的分量。

记者：你这部书的叙述方式与前几部截然不同，你为什么会采用这么一种方式？又是怎么想到用硬币讲故事的方式来构思的？

杨晶：这部书（指的是《拿钱说事》三部）的结构方式和我以前的作品结构是完全不同的。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适应大众的阅读习惯，因为现在人们习惯于阅读较为短小的带有一定故事性的篇什。早些年，在中国所有的杂志里，《故事会》是发行量最大的。再一个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在书里，我也尽量让各个故事显得新奇、短小、精练。这样的结构方式和批判精神，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里都有。如外国的《神曲》《十日谈》《一千零一夜》《格列佛游记》及中国古典文学《聊斋志异》《镜花缘》《儒林外史》等作品。然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当年明月先生著的《明朝那些事》。《明朝那些事》是一种非常新奇的历史著作。作者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揉进小说原素，写作姿态降得很低，如同在和老百姓拉家常。当年明月先生把十分残酷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用轻松幽默的语言表述出来，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当时十分迷恋这种写法。《明朝那些事》连续出版了七本，我买了七本，看了七本，觉得非常舒服，也非常过瘾。

小硬币讲故事的灵感源于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的一则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一枚硬币的旅行》，总共也就一千多字。在这个故事里，作者采用拟人化手法，写了一枚硬币在主人的口袋里被带到各种场合，几经转折，在滚滚红尘中的奇特遭遇。后来，这个故事一直在我的大脑里挥之不去，最终成为《拿钱说事》的创作灵感。但经过加工改造后，作品里不再是一枚硬币，而是比较符合中国人口味的108枚。我设计的情景是：这108枚硬币共存于一个储蓄罐里，它们在房屋的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为了度过寂寞而无聊的时光，在一个叫作启的硬币的组织下，开始依次讲故事。讲它们在滚滚红尘中所遇到的那些最奇特的事，这些故事有升天入地，有各色人等，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共同组成了当代社会浮世绘式的生活图景，对当代社会丑恶现象给予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2010年这部书出版后，网上的点击率还是相当高的。

记者：这是形式，那么内容呢？你在这部七八十万字的小说里，主要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呢？通过阅读后，我能感受到你的忧国忧民，你的揭露和批判，你的期望和拯救。但我还是想具体听一听你的创作理念。

杨晶：我的这部书是继《危栏》《危崖》之后的《盛世危言》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因为是小硬币讲故事，所以名字叫《危言》。原来没打算写成三本，写着写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三本书在创作理念上，和前两部一脉相承，在创作方法上都应划为“批判现实主义”一派。

现在当我回忆起发生在我国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现实生活时，有的事我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拜金主义”“金钱至上”一夜之间占据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金钱主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丑恶现象。那个时候还有句流行话，叫“跑部钱进”，整个社会机器里的人都在往北京跑，往他们对应的各个部委跑。跑什么呢？跑项目跑钱，怎么跑呢？就是“上货”，就是不择手段地上。他们的口号是“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各种低级下流的手段都能用上，给部长、司长送土特产，送钱送物，甚至送保姆。上行下效，各级政府也都在往上一级的政府跑，跑的目的就是要好处。而掌握着资源的各级官员，把他们手里掌握着的职位啊、项目啊、资金啊，就发送给那些跑得最快最勤送得最多的人。“讼以钱免，官以贿成”，司法腐败和官场腐败，被老百姓深恶痛绝。社会到了什么程度啊！过年的时候，领导们所在家属院门前上货的车排成了长龙，堵得老百姓都没法出入。各级党委政府门前经常遭到上访群众的围堵，以至于领导都不敢在办公室上班。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干群对立的恶性案件。我在《盛世危言》三部曲里塑造了李经纬、方达成、甄德友、彭广闻等几个深受其害的公务员。他们在某个机关里工作多年，因不谙官场潜规则，也因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去向腐败低头，所以他们一次次地失去了升迁的机会。

我们的医院成了有钱人的天下，面对奄奄一息的病人，因交不起医疗费，医生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学校的老师们也成为了金钱的奴隶，卖辅导材料，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把应该在课堂上讲的知识，放在自己开办的培训班里才给学生们讲。警察成了拦路虎，公开私自收过路费、过桥费。老百姓在他们家门口的道路拉上一道绳子，就可以对来往车辆收钱。自行车上的铃铛都被小孩子们拧跑了。小车上的标志，也被人撬掉了。每个家庭都有丢自行车的经历，有的家还不止丢一辆。饭店里正吃着饭，就有人跑到操作间掂菜刀出来砍人。家属楼的阳台上到处是密如蛛网的护栏。制假售假成风，假酒、假烟、假农药，甚至假种子等到处可见，人们之间完全丧失了信任和理解。

河里污水横流，鱼虾绝迹。天空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歌星一首歌，影星几分钟挣的钱，就能顶住一个农民一辈子的收入。还有电视里整天是相亲选美，是媚俗粗鄙的综艺节目，那些一头黄鸡毛的瘪三们在上面打情卖俏，他们侵蚀着我们的祖先经过千百年努力而建立起来的精神支柱，在透支着我们的国运和人民的福祉。人们说知识分子是道德的最后一道屏障，可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在为虎作伥。现在想想可怕不可怕，假如再得不到治理，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无数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作家拿起了笔，来揭露这个可怕的现实，来鞭挞批判这个无序的社会。给我印象最深的几本书，是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还有山西作家张平的著作等。他们高举批判现实主义的旗帜，来向腐败开战，来表达社会的良心和人民的诉求，来捍卫真理，捍卫正义。我可能就是这无数个作家中的一员吧。在《危言》的《乱象》《寻求》《惩戒与救赎》三部书里，我试图沿着事物的发展逻辑，来概括出社会嬗变中由乱到治这个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也表达出我内心的担忧以及改造这个乱世的理想。我让那个叫彭广闻的公务员，趁着其内兄的远洋货轮，周游四海访问列国，用隐喻或暗示的方法来揭露我们社会的丑恶现象，并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在那个君子国里找到了可以医治人们日益颓废精神的圣水；他在变头国里找到了可以改变世道人心的宝典；他在大耳国里找到了可以让人死而复生的灵丹妙药。他历经重重危难，最终把这些宝物带回了自己的祖国，让自己的愿望变为了现实。

我在书里还热情赞颂了以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的反腐运动。他们以摧枯拉朽排山倒海之势，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来扭转乾坤，挽救我们的党，挽救我们的国家，真可谓英明之举。同时我也清楚，腐败为多年痼疾，一朝岂能根除？所以，我在书里又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和疑问。

记者：杨老师，你刚才的一番话真可谓回肠荡气，也能感觉到你是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我从你的后记里也看到了这一点。我相信，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看了《拿钱说事》三部曲都会产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拿钱说事》三部曲是有着深厚内涵的著作，有着巨大的警世醒世作用。

杨晶：谢谢你，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假如我们的公务员、知识分子以及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朋友们，他们能在闲暇时翻阅一下这几本书，能够从中得到一点启迪和警示，那我的心血就没有白费。我热切期望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复兴大业早日实现，我们的人民永享太平。

记者：杨老师，市委、市政府曾把你作为文学领军人物几次登在对外宣传册上。你的几部亲情散文，以及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谷镇的戏院》，都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赞誉。长篇小说《危栏》被誉为呼唤政治文明的力作、杰作，并和《危崖》获得省“五个一工程奖”。不知你现在还有什么新作正在酝酿？

杨晶：谢谢你，我的信条是“小车不倒只管推”，我定会继续努力的，争取此生多写点，以不辜负大家的厚爱。现在，我正在写我人生最为重要的书，用已故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的话讲，是将来可以“垫棺作枕”的书。至于是什么，等将来写成以后，大家自然就知道喽！

记者：好的，杨老师，耽误你宝贵的时间了。我们期待你的新作！